信息公开是基金会公信力生命线

信息公开是基金会公信力生命线

从郭美美炫富引发慈善强震开始，慈善闹剧的主角在变，话题却始终没变。近期，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成为舆论的新焦点。从中国红十字总会，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再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公益慈善组织真的是“见光死”，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应该如何重建？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黄震4日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基金会能否做投资、如何做投资需尽快辨明，立法应认定基金会为财团法人，并明确其法律地位。基金会信息公开体系亟待完善。”他表示，我国基金会投资监管问题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慈善组织“见光死”？　　针对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涉嫌公益牟利的问题，黄震表示：“我国基金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而公众对基金会的期望值又极高，一旦出现问题，基金会很可能失去道德优势，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黄震称，信息公开是基金会公信力的生命线。公益慈善财务管理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督，不易保证资金和物资的使用效率，也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再有一两个害群之马被公众发现，很容易产生蝴蝶效应，导致整个公益事业的公信力严重受挫。　　“实质上公益慈善界掀起了一场‘慈善打假’行动。”在黄震看来，当前舆论抨击的重点已从“灰慈善”转向了“伪慈善”。“‘灰慈善’是指公募机构不透明、不规范，而‘伪慈善’是指打着慈善的名义敛财。二者有所区别。”黄震说。　　黄震表示，从“郭美美事件”到“卢美美事件”，再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正如突然从黑暗中走出的人初见阳光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应尽快适应阳光的强光照射，直面人们猛烈的质疑，公益慈善机构走出危机的惟一办法是自救，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疑，才能重建公众的信任。基金会投资监管尚需探索对于公众质疑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投资问题，黄震表示，基金会能不能做投资、如何做投资等问题确实需要辩明，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能否做大。导报记者了解到，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基金投资的规定只有一句话——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基金会适用何种投资操作的方式，要视基金会的情况而定。”黄震介绍，我国基金会投资有委托机构投资、内部直接投资、设立专门企业三种模式。宋庆龄基金会属于设立独资的投资公司。　　“基金会投资不得买期货，不得违法贷款和提供担保，不得投资艺术品，奢侈品。不得从事直接经营性、生产性领域的投资。”黄震认为，即便处于保值增值的目的，公益资金用于投资，也需要考虑基金会资金的流动性、收益性。在黄震看来，基金会的投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益目的，其收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的非营利性不是说不能去赚钱，而是不能随意对收入进行分配。”他说。据介绍，我国以往通常以对待社团的方式来对待基金会，但二者在特征上有所区别。“将来我国的立法应确立财团法人的法律地位，并确认基金会为财团法人。”黄震建议。信息公开体系近日，有读者致电本报，称在肯德基就餐时遭遇“被捐款”。“点餐时服务员少找我一元钱，称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百胜餐饮集团旗下肯德基等品牌发起‘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全国劝募活动。一元钱不多，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我可以捐上几百元给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不想捐一元钱给郭美美买包。”该读者说。“不撒谎、不贪财、不恋权、不图名，这是做慈善的底线要求。”黄震说。但是，慈善的公信力一旦塌陷则难重建。“信息公开是基金会公信力的生命线。”黄震表示，但事实上，基金会与捐助人、受益人和社会公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基金会拥有明显信息优势。基金会与政府不同，它不拥有商业秘密，也不涉及国家安全机密，而与政府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提供某种公共产品的部门，完全可以充分地披露更多信息，体现透明度和公信力。　　同时，基金会与公司的相同之处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受政府监督而又面向市场的独立主体。“黄震分析，”基于以上相似之处，在信息公开制度上，基金会可参考和借鉴政府和公司的信息公开模式。　　“我国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存在法律规范的位阶不高，框架结构比较粗糙，内容较简单等问题，”黄震说，“除了法律缺位，从事基金会实务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信息公开的意识。我国的整个基金会信息公开体系接近于空白。”“基金会是否能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是基金会以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点。”黄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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